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正式授予上将65名。现将这65名上将胡乱作一解析，看能否从中发现点什么。
　　　　若以军种计，则陆军60人，海军5人。
　　　　若以籍贯计，其人数居前三位者为直隶、安徽、山东三省，而尤以直隶突出，共21人，约占三分之一，还不包括祖籍安徽而生于直隶长于直隶的冯玉祥，若加上冯玉祥，则多达22人。
　　　　为什么直隶籍上将远远多于其他各省，没有别的，缘于直隶乃北洋陆军摇篮之故。
　　　　北洋陆军创练于直隶时，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便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天津武备学堂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创。李在当时尽管远比其他别的督抚牛逼，也不过直隶地方官而已，故天津武备学堂也和当时或稍后的浙江武备学堂、四川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等等各省办的学堂一样，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其招收的学生便主要是以直隶人为主了。袁用这批学生作北洋建军的骨干，就奠定了直隶人占多数的根基。如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陈光远、蔡成勋、李纯、田中玉、赵玉珂等直隶籍武备生，便都是在北洋建军时被袁吸呐的，后来这些人都官居上将。待袁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于保定创办了速成武备学堂，以应北洋建军人才之需，该学堂招生时更是明确规定了“土六客四”（直隶人占六成，其他外省人占四成）的比例原则，继续保持了北洋军中直隶人的超强比例。北洋后期的上将齐燮元、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等，即出身该校。
　　　　既然北洋建军源自直隶，直隶参军的自然占多数，成为上将的机率自然就大，就象太平军将领广西人占多数、红军将领湘鄂赣人占多数一样的道理。
　　　　排在第二位的安徽籍上将9人，仅次于直隶，也是有原因的。北洋建军时，淮军出身的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天津武备学生，次选便是淮军旧将，因而许多淮军成为北洋军的骨干。而且天津武备学堂尽管只是直隶省地方官所建，但这位直隶总督李大人却是淮军首领，故而该学堂中也招收了部分江淮子弟。段祺瑞、段芝贵、杨善德、陆建章等安徽籍北洋军官，也都出身于天津武备学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安徽籍上将较多也就好理解了。
　　　　山东籍上将7人，居第三位。找不出更多明显的原因。我想主要原因是山东紧临直隶，投军方便，且两省风俗相近，容易打成一片。比如山东籍七名上将中，靳云鹏、卢永祥、张怀芝、王占元等四人便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也都是由袁世凯在建军初期吸收进来的。吴佩孚、孙传芳二人从军的起点，也是直隶。
　　　　居第四位的奉天籍上将4人，其中三人属于张作霖奉军。张在北洋晚期曾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奉天籍4名上将，照理绝对算不上多。
　　　　并列第四的福建也产生上将四人，均为海军上将。北洋时期全部5名海军上将，福建籍占了4个，正应了当时那句好象叫作“无闽不成海军”的话。
　　　　除以上五省外，其他各省籍的上将比较分散，都在2名以下，包括袁世凯的故乡河南，也只产生了两名上将，还全不是袁的亲信，是在袁死后多年才荣升此一高衔的。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袁乡土观念不重，我看主要是袁死的过早，要是袁再活十年，河南籍上将怕就不是这个比例了。
　　　
　　　　若按所属派别性质区分，海军不说，则这陆军上将60人中，又区分为多种不同情况：
　　　　张锡銮、姜桂题、张勋、赵倜等4人属于旧军人物。
　　　　黄兴、黎元洪属于南方起义推翻清王朝有功的元勋级人物。
　　　　龙济光、陆荣廷、刘存厚、刘湘、袁祖铭等5人属于西南军阀而投机北洋军阀者。
　　　　新疆王杨增新远离中原，中央对之是鞭长莫及，杨对中央则抱谁执政就拥护谁的态度，属于无意也无力与中原相争者。
　　　　甘督陆洪涛原属皖系，皖系失败后又倒向直系，基本也是哪边风硬倒向哪边那一类。
　　　　阎锡山、刘镇华虽居北方，处在北洋政权控制之下，但自成一统，随风摇摆，左右逢缘，属于北方杂牌小军阀。
　　　　王士珍、江朝宗、张绍曾、陆　　锦、聂宪藩等5人，虽系北洋政权显赫人物，但这几位孝忠的只是袁世凯，在袁死北洋分裂后，对分庭相抗的直皖二系，则并不感冒，因而派系不甚鲜明，对直皖奉三系都保持一定关系。
　　　　荫昌虽系前朝人物，但与袁世凯有恩，故是满清进入民国后唯一仍然走红之人。
　　　　那彦图系蒙古王公，象征性人物。
　　　　除此之外，还有38人，则旗帜鲜明地分属于直、皖、奉三大派系。其中有24人属于直系，即冯国璋、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王怀庆、齐燮元、王承斌、冯玉祥、曹锳、蔡成勋、蒋雁行、萧耀南、赵玉珂、孙传芳、周荫人、张福来、王汝勤、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刘宗纪、张其锽；
　　　　有10人属于皖系，即段祺瑞、段芝贵、倪嗣冲、靳云鹏、卢永祥、张怀芝、田中玉、张广建、吴光新、马联甲；
　　　　有4人属于奉系，即张作霖、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
　　　　直皖奉三系中，皖系著名的四大金刚只有靳云鹏位列上将。奉系得授上将的，除张作霖以外的三个人，却没有一个算得上核心中坚，吴俊升、张作相都是过时人物，张宗昌则系外来户。直系却不同，其骨干将领该授的基本上都没拉下，比如著名的长江三督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直督曹锟，比如作为直系骨干武力的第二师前后任师长王占元、孙传芳，第三师前后任师长曹锟、吴佩孚，第六师前后任师长李纯、齐燮元，第十二师前后任师长陈光远、周荫人，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等等，都在上将之列。
　　　　（直奉二系到后期都产生了分化，由直系分出五省联军和西北军，由奉系分出直鲁联军，这里未另计）
　　　　直皖奉三系所占上将比例十分悬殊，也是有原因的。
　　　　直皖两系乃小站正宗，原本同根，后才分裂。但分家后的二者并不平衡，尤其在军事实力上，直军比皖军要多，故两系分裂后，直军得授上将者自然也就多。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护法战争后期直皖分家后，由皖系执掌中央政权的时间仅两年左右，而直系在台上的时间则长达四年。时间长短即不同，而直系当政这四年和皖系当政的前二年还有不同，即前二年皖系当政时直系只是受排挤，却仍可在皖系中央中占有一席说话之地。而直系当政这四年，皖系已被直系彻底打败成为新政权通辑的战犯，此时的中央全由直系把持，皖系根本无权发言。奉系后起，又居关外，且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所以直系基本上是想怎么就怎么，故而上将中属直系者占绝对多数。
　　　　皖系当政期间，不知为何，四年间只授上将4名，是北洋时期各阶段中授上将数量最少的。其中曹锟授上将时，直皖关系尚未破裂，还是一家人。待两系分庭相抗后，于1920年直皖战争前所授三人，则正好分属于直皖奉三系，一家一个，皖段作的算是不偏不向。但到了直系当权后，大概此时的直皖已经杀成了仇敌的缘故，从1920年直皖战争后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由直系把持的中央授予上将多达37人，其中分属于直系者16人，分属于皖系者5人，多少就显得不那么厚道了。不过以皖系败军之将，仍有5　人得授上将，站在当时两系敌对的角度上看，似乎直系做的也不算太过。因为从省督得以授上将的这几年所授上将的情况看，不论属直属皖，该授的都授了，只有陕督陈树藩和闽督李厚基，没能授上将感觉可惜，但陈李二督若能再坐稳一年半载，估计也应在上将之列，只可惜两省事变突然，陈李都被迫下台，与上将失之交臂，可惜了。
　　　　直系得授上将多，还有第三个原因，即我在统计时，将五省联军仍划作直系，其实卢香亭等授于1926年之后的上将，全得益于奉系而并不受益于直系。
　　　　奉系非小站正宗，染指中央远远晚于直皖二系，故很长时间奉军只有张作霖一员上将。不过通盘来看，一直到直皖战争之前的1920年止，省督授予上将只有四人，因而鲍贵卿、孙烈臣等未授上将也并不奇怪。而到了上将放低了标准可以大量授与省督时，奉军已经宣布“自治”，与关内北京政府断绝了关系。既然你宣布不再听命于北京政府，那北京政府当然也犯不着再上赶着给你上将了。所以一直到1924年奉军战胜直军，才重又回到北京政府的怀抱中来。不过，就象前面的皖系直系一样，奉军进入北京，其势力达到了巅峰，但也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按说，此时奉军之李景林、姜登选、郭松龄等，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比直军后起之刘宗纪、卢香亭、郑俊彦等更差，授予上将理所应当，但可惜的是几颗耀眼将星，刚刚升起划了一道闪亮的弧光，便转瞬间急速陨落了。许是大概他们的上将命令正准备起草而还没来得及起草吧。
　　　　若以出身论，则出身军校者45人，出身文员者5人，出身行伍者8人，起于草莽者4人，世袭贵族2人，土司一人。由此可见，此时的军官队伍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占了相当多数的比例，特别是出身天津武备学堂和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者，所占比例较大，分别有14人和11人。五名海军上将全部科班出身。
　　　
　　　　若按授予上将时所任军职和曾任最高军职而论，则有：
　　　　副总统兼参谋总长1人，黎元洪；
　　　　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1人，黄兴；
　　　　陆军总长4人，段祺瑞、靳云鹏、张绍曾、吴光新；
　　　　大总统府高等顾问1人，荫昌；
　　　　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人，王士珍；
　　　　海军总长2人，刘冠雄、李鼎新；
　　　　参谋总长1人，张怀芝；
　　　　参谋次长1　人，蒋雁行；
　　　　海军总司令1人，杜锡珪；
　　　　原海军副总司令1人，蔡廷干；
　　　　前清海军提督1人，萨镇冰；
　　　　航空署督办1人，赵玉珂；
　　　　蒙古王公1人，那彦图；
　　　　陆军检阅使1人，冯玉祥；
　　　　巡阅使或相当于巡阅使6人，张锡銮、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吴佩孚、王怀庆；
　　　　各种总司令7人，张宗昌、王汝勤、郑俊彦、卢香亭、陈调元、吴俊升、张作相；
　　　　联军总参谋长1人，刘宗纪；
　　　　联军秘书长1人，张其锽；
　　　　军统（军长）4人，姜桂题、冯国璋、段芝贵、张勋；
　　　　步军统领1　人，聂宪藩；
　　　　原步军统领1人，江朝宗；
　　　　省督（含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18人，龙济光、陆荣廷、曹锟、李纯、陈光远、赵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杨增新、阎锡山、陆洪涛、蔡成勋、刘镇华、萧耀南、周荫人、张福来、马联甲；
　　　　边防督办4人，刘存厚、刘湘、孙传芳、袁祖铭；
　　　　原督军1人，张广建；
　　　　军务帮办1人，王承斌；
　　　　师长2人，陆锦（前参谋次长）、曹锳。
　　　　北洋时期起自1912年，终至1928年，但由于北洋政权的执政者走马灯一样换，各个时期对军衔特别是对上将一衔的执行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以省督授上将者为例，在袁世凯时代，四年中，仅龙济光、陆荣廷二人得此殊荣。从袁死到直皖战争暴发时这第二个四年间，省督授上将控制的仍然很紧，只有直督曹锟、苏督李纯二人获得。但从直皖战争后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第三个四年，其上将一衔的授予标准明显降低，省督获授上将者达14人，次长、帮办、师长等较低职务得授上将也出现在这四年中。这四年中总计授上将37人，也是各个时期授上将最多的四年。
　　　　当时军衔制度规定，上将一衔，应授予比师更高的上级指挥官，那么对照一下这65人授上将时的职务和曾经担任的最高军职，多数是没问题的，但有那么几个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说以师长而授上将的2人，就明显与法不合。他们能够得授上将，大概与二人的背景有关。陆得授上将，也许与前任参谋次长有关系，也许是直曹此时想借重陆而施拉拢，或者因为陆曾主持模范团的原因，个中内幕，不得而知。至于那位曹七爷，他能授上将，就全赖其当大总统的三哥了。
　　　　当然，陆曹二人，在师长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高级军职兼任，就不知道了，至少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法。
　　　　上将中，有几人于授衔时，已经不再担任军职，即授衔时的吴淞商船学校校长萨镇冰、税务处督办蔡廷干、原步军统领江朝宗和原甘肃督军张广建。萨、江、张三人，都是沙场老将，此时离开军界时间不长，授予上将，于国际惯例上，也是说的通的。蔡廷干的情况与前三人不一样，蔡虽是海军出身，并曾一度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但授衔时，却早已离开军旅多年，而主要从事外交与税务工作，他在这个时候得授上将，怎么看怎么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那彦图这个好理解，特殊情况。
　　　　最不好理解的，是那吴佩孚十四省联军的秘书长张其鍠。该张即非卒伍出身，也不是封疆大吏，也未见有任何军功，也未曾领军独挡一面，只是一介儒生，参与吴之幕府捉刀而已，却先是加上将衔，后又实授上将，搞不懂这之中有什么猫溺。
　　　　若不仅向前看，也再往后看，则65人中，有5人担任过国家元首，即黎元洪、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张作霖。有6人担任过国务总理，即段祺瑞、王士珍、靳云鹏、萨镇冰、张绍曾、杜锡珪。有8人成为跨政权的双料上将，即荫昌，清末正都统；黄兴，南京临时政府大将军；冯玉祥、阎锡山，国民政府一级上将；陈调元、刘湘，刘镇华，国府二级上将；齐燮元，汪伪上将。
　　　　其实袁祖铭和刘存厚，也该算是双料上将，只是没找到可信的资料证明这一点而已。因为按北伐革命军的定例和1935年新军衔出笼之前的规定，军长的职务军衔就是上将，那么袁、刘二人都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以上军职，照理肯定该是上将了。有文章说袁祖铭还曾获得过广东军政府授予的上将，要是那样的话，袁可就成了三朝上将了。
　　　　还有一个，即如果把加上将衔也算上的话，那么曾在清末受赏为副都统加正都统衔的萨镇冰也要算上一个。
　　　　另有一个插曲，即这65名上将实际被授了67次。其中的王士珍、周荫人都被先后授了两次。王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14年8月14日，但4天后的18日，王恳请辞去而改为加上将衔，后又于1915年4月8日重新授予上将。周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24年6月7日，但到了1926年10月9日，与卢香亭郑俊彦等人一起，周第二次得授上将。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周第二次荣授上将是该哭呢还是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