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世纪前叶开始，到这个世纪差不多结束为止约持续了六十余年的南北朝内乱，在日本历史当中大概也能说算的上是最大规模的内乱了。这场内乱并不能说只是单纯的规模之大，就象这个时代中同一时期使用三个不同的年号所显示的那样，从三个不同的政权，或是国家在日本国列岛内出现的事实来看，便能看到这场内乱的深刻程度。另外不仅是这样，我还想到，在日本列岛其他的时代的历史中难道不是还没有象这个时期那样规模之大的军队东来西往地来回征战的事例吗？从建武二年（1335）到第二年，后醍醐天皇树立的建武政府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军事行动往来范围之大，是完全可以同明治维新的动乱，战国的动乱相匹敌，或在此之上。
拿具体的事例来讲，首先，新田义贞军为追讨在关东的足利尊氏、直义而从京都东下，被足利军在箱根竹下击败，足利军并尾追败走的新田军大举上京。之后，北畠显家又受后醍醐天皇的援军之命，从东北出发尾追足利军。对于这些兵马的人数，《太平记》等对每一支队伍都记称有数万人之多，这虽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正是相起比源平争乱时代来说规模明显更大的大军，以义贞败退，尊氏直义尾追不舍，显家尾随在后的形式，以京都为目标沿东海道滚滚进军的一幅情景。而且，进入京都的尊氏，在此战败之后从兵库坐船逃向九州，在九州重整旗鼓，又一次大举杀向京都，正因此举使得建武政府瓦解，显家所部一度返回后又从东北西上。不管怎么说，这样大量兵力移动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中可以认为是极其少见的。
　　　　与规模之大一样，在深刻度上看，这次内乱也是可以说能够同明治维新与战国动乱相匹敌。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连处在社会末端的“农民”都以自己的意志投身于内乱之中。试举一例，一个在若狭国（福井县）一隅的庄园负责一两町步左右田地的“农民”——被称为名主的“上层农民”，都抓住了幕府崩溃，新政府成立的情报，为了在新的政治情势之下将围绕自己土地的纠纷导向有利的局面，在后醍醐天皇还没有回到京都前就早早上京了。可以说通过这件小事也能明白地看出：远离中央，居住在“农村”一隅的人们，都能对中央的政治局势作出极其敏感的反应；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还亲自参加到各路军队中去。在《太平记》中，登场了大量称作野伏、甲乙人、溢者（都是对新兴武士、庶民、农兵的称呼）的人们，在后醍醐的军队进入京都，被赶出来的六波罗探题军退向关东之际。在近江的番场设伏，逼迫他们全员自尽的正是这些野伏、甲乙人、溢者组成的队伍。可以认为，这些人的行动和刚才提到的将中央的动乱同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而积极上京的名主是有着共同一面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南北朝的内乱是日本历史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内乱之一亦决不过分。如若是这样，在这场内乱中当然能够发现更加广阔，且更加深刻地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存在。
　　　　这里开始，本文要对这个问题试作一粗浅的考察。为此，试重新审视一下内乱产生的背景是有必要的。南北朝的内乱当然不仅是南朝和北朝两个朝廷的斗争。我们通常将其看作幕府为代表的武家同南朝为代表的公家的斗争，这可以认为是认识日本的时代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角度吧。同时，战后的历史学界主要注目的另一个角度，是“农村”的活动。“农村”在内乱中激烈地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动态，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名主，并且更下层的“农民”、甲乙人和野伏等的活动，才是内乱爆发力量的根源。另外也有观点提到：室町时代被称为惣村、惣的自治的“农村”的大量出现，也是这场内乱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这也可以认为是充分把握了内乱的基本意义的一个认识角度。

东国与西国的对立
　　　　　但是，光只是停留在公武对立，“农村”的变化的层面上，还不能真正把握这场内乱的意义所在。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在一两个其他的角度对内乱的背景进行试探是更有必要的，这就是现在我打算要提出的论点。从结论上可以集中成以下两个观点：其一：这场内乱的前提在于在日本的地域划分中有着最深刻的意义的东国和西国的对立，并且东北、九州等拥有独自特点的地域之间的对立也交杂其中。另外一点是：必须把生活在“农村”的农业民与主要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非农业民之间的矛盾囊括进内乱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讨。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即东国与西国的对立。永原庆二先生在第一次座谈会（山阳新闻社主办“对谈　中世的濑户内”1980年）中在谈及镰仓时代的问题时有所言及。我也全然赞同其观点。我认为这个对立，难道不正是因为东国与西国的矛盾、对立的根源在于一个非常深层的因素吗？要说的有点极端的话，在东国与西国之间难道不是存在在完全称得上“民族”那样的程度的社会特性的差异吗？虽不能深入地讲一讲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举几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来探讨一下两个地域特性的不同。
　　　　首先，从原始时代、旧石器时代开始东国和西国的异质性就已经出现了，到了绳文文化时代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鲜明。相对于绳文文化的残余较深的东国，西国能够迅速且顺利地接受弥生文化，这便表现了这样的不同。这可以认为是两者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基础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语言，东国方言同西国方言虽不用说是同属日本语，但自古以来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在语言学，国文学的领域可以认为是常识。东国同西国的边界在那里呢，根据时期的不同，可以认为在三河、尾张的的边境，或者比这更靠西一些的地方是为两者的边界。在两者之间，从民俗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也能看出许多的不同。
关于东国和西国之间的民俗差异，近来通过坪井洋文先生的著作《芋与日本人》（未来社　1979），我们可以知道在正月行事中不吃饼、而是吃山芋的习俗分布于东国，并在当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坪井氏认为这是和水田稻作不同的烧畑生产相关的风俗行事。另外根据木下忠先生的研究，妇女生产的时候，将胞衣埋在何处，在东国和西国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东国，将之埋在门口，这是绳文的习俗。而在西国则埋于产屋的床下或边上，这可以说是弥生文化的习俗。关于这点，木下先生认为是不太讲究血忌的东国与与之相反的西国的不同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可以认为东国和西国之间存在狩猎文化和稻作文化的差异性。这是也和坪井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的。
而且，宫本常一先生指出，东国和西国的村庄集落方式也有不同。在东国，村庄是规模较小的家以规模大的家为中心连接起来构成的，在西国，村落则由规模差不多相当的家横向联系，象“座”那样的形式成立的。虽然说只是这样粗略的考察的话，自然会有很多的例外存在，但是从大体上来看，这样东国与西国村落形式的不同点是并不能否定的。永原先生将这归结为东国—主从制、西国—官僚制的特征倾向，这也是能和宫本氏的观点、民俗学的成果巧妙地照应的论点。实际上，现在所述的东国村落的成立方式，能和中世东国的主从制——家的支配发展的相应状态契合的。只是在西国的情况下，我同永原先生的观点略有不同，对将西国的社会形态看作官僚制是否妥当是持有疑问。相对的我宁可认为象佐藤进一先生指出的那样，可以将之作为“职能”的体系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职能”由某个集团世袭传承是为其应有的形态。这样的职能集团时常拥有“座”型的组织，也可以认为，这是同刚才那样的西国的村落形态所符合的。
从东国与西国之间存在这样的文化，语言，社会结构的不同点来看，不得不说两者之间确实是拥有“民族的差别”那般深的差距。日本在战败后没有被二分占领，如果被东西分割，并且持续到现在的话，当然会发生象现在朝鲜的南北分裂那样的问题的罢。恐怕连语言不通那样的情况也会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这样的东西差异为背景，可以预想的到，拥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在南北朝时代以前已经在东国和西国分别成立了。实际上，这正是我的看法。
所谓西国的国家，就是所谓“大和朝廷”—律令制国家，到十世纪，它虽将东国，东北，九州置于其统治之下。自从通过以平将门为新皇，同“本天皇”支配的西国国家对抗的国家在东国的短期建立以来。在东国不断、且清晰地表现出了创建从西国的朝廷统治中自立出来的独立国家的顽强志向。镰仓幕府的成立从某个方面上来说正是这样的志向的第一次开花结果。换言之，可以认为这不仅是武家第一次树立了政权，并且还有着东国国家建立的意义。

西国、东北联盟与东国、九州联盟
　　　　在平将门之乱以后的东国，存在着是成立独立国家，还是向朝廷——西国国家低头以充实内部的两条路线的对立。众所周知，源赖朝便是站在这两条岔路的分支点上而苦恼。镰仓幕府在成立之初，便采取了将已死的以仁王称之“新皇”奉为君主的方式。此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东国第一次采用了和西国不相同的年号。因为治承六年、七年的年号只在东国出现，这正说明了尽管朝廷已经改元，而东国依然原样地使用着治承的年号。相较于将门的国家只有历日博士没有设置的情况，可以说在镰仓幕府的情况下，这一点正在逐步地被克服罢。
　　　　而且，通过寿永二年（1183）十月的宣旨，朝廷将东国的统治权全面交付给了幕府，这难道不正能认为是作为东国国家的幕府，得到了西国国家的公认吗？这一点，佐藤进一先生在战前已经有了指摘，佐藤先生特别指出：从承久之变到蒙古袭来的一段时期是东国幕府采取从西国朝廷自立路线的时期，幕府遵照着公武间不干涉相互内政的原则，一步步地迈进着。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不从东西对立的背景来理解南北朝内乱，不用说是不能把握其真实意义的。并且应注意此时九州与东北所起到的作用。东北在十一世纪以后，成立了以奥州藤原氏为代表的地域小政权乃至小国家，九州因为自原始、古代以来很久就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在东西对立之中，自然或多或少保持着一定自己的立场。有趣的是，东北势力同东国国家存在对抗关系，而同西国的朝廷联结的意向相当之强。镰仓幕府建立之时，就有后白河法皇利用奥州藤原氏牵制幕府的事例。对此东国国家出于远交近攻的意图，和九州联结的倾向也很强。赖朝正是想要先制压九州，再攻灭西国的平氏的。这样，可以认为，东国—九州对西国—东北的政治格局在平安末期已经创造出来了。不考虑到这点，是不能把握动乱的规模之大的。不管怎样讲，后醍醐天皇的讨幕，可以认为是由于蒙古袭来，东国国家不得不加强对西国国家的干涉，为此西国的人们对东国产生的强烈反感而编组起来的。
　　　　结果，东国国家内部的分裂表面化，这成功地使建武新政权得以成立。但是，东西的对立决未因此而得到解决，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足利尊氏、直义兄弟就主张要在东国拥有根据地，实际上这也以镰仓将军府的形式得以实现了。一方面它虽然拥戴着后醍醐天皇的皇子，但是其拥有小幕府的性格这点是不会差的。佐藤先生特别强调足利直义的东国自立的意向尤其强烈。因此可以认为镰仓将军府的设置明显有着对东国国家的继承的意义，即使它是以建武新政府的地方机构的形式所成立的。
　　　　　对此，后醍醐天皇在东北设置陆奥将军府，派遣北畠显家和自己的皇子一起赴任，这正是为和镰仓将军府对抗而做出的举动。西国和东北在这里也联系了起来。一方面尊氏也向九州扩展了势力，这虽不能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还是认为在建武政权下，后醍醐已经确实承认了尊氏对九州的军事指挥权。(1)这样也可以认为，尊氏继承了注目九州这一东国国家的传统政策。这样的政治布局一举启动起来，就是上述建武年间的大动乱。其结果来说，东国、西国、东北、九州的各势力全面地纵横驰骋在日本列岛之上了。（2）
　　　　室町幕府成立之时，因为东西之间的对立已经表面化，将幕府的根据地置于何地成了幕府内部的大问题。幕府在制定作为政治纲领的《建武式目》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将幕府设置在镰仓还是京都的议论。直义主张应该设置在镰仓，而尊氏，或者说更应该是其执事高师直，则主张设置在京都。结果，二人的对立发展成了“观应扰乱”，此时，直义退向东国，将其养子足利直冬派向九州。可以认为在这里也能看见东国—九州的布局的政治力学作用。自不必论，光靠东国与西国对立的视点，是不能解读日本历史的全部的。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视点，至少在日本的中世史上，便会存在难以理解的事象。
　　　　　这样，东西的对立，在南北朝内乱后延续成镰仓公方与室町将军的对立。在室町时代，骏河与信浓已被称为边境之国，连室町将军都把东国当作一种独立国那样对待。而且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在东国出现了很多的异年号，即与幕府、朝廷通用的年号不同的年号，这些异年号同日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日光与东国政权之间自镰仓幕府以来就有非常深的联系，德川家康将自己配祀于日光，也可以认为是以这一点为背景的。
　　　　如以上所述，将东国和西国的矛盾为核心，并且有必要东北、九州以及各地域的独自的立场加以重视，是作为研究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视点，从这个角度能看出很多的问题。这一点请诸位予以理解。

农业民与非农业民的矛盾
　　　　其次，我想对关于农业民与非农业民的对立矛盾试作一考察。这里所讲的非农业民，指的是海民，山民，完全以行商及手工业为行，以及身携狭义的“艺能”的人们。正如我至此为止一直强调的那样，日本人从史初开始就以单一民族自古代以来形成了单一性的国家的看法，并不是基于事实的观点。并且，从同样立场出发，认为自弥生时代以来，日本列岛的住民们只以水稻耕作作为生活来源的根本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即使是农业，以水田耕作以外，而且以农业以外的产业为生活基础的人们，在中世依然可以说是有着相当比重的存在。实际上，考察一下中世的年贡收取，米也并不是占到了压倒部分。在东国，年贡差不多是纤维织物，在西国，濑户内海的岛屿的年贡以盐为中心，中国山地一带则以铁为年贡。只看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绝对不是以水田耕作作为生计是不须多论的。而且还可以认为，在镰仓时代，虽和农业有着若干关联，但活跃地行动于山岳与海上，广泛来往于各地交易生产品的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以艺能为生的漂泊者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
　　　　首先来看海民，在这些人之中，有着同天皇、神社、寺院有着联系，拥有供御人、神人、寄人等名号，被免除课役、保证自由通行于诸国之间的特权的人们。这些人不仅从事渔业，有时还以海之武士团——海贼的面目出现。另外，在十二世纪，也能确认一方面作为卖鱼的行商活动，且称为“回船人”，从事水上运输的人们的存在。因为这些“回船人”的活动不仅在濑户内海，在东国也很活跃，使伊势、志摩成为了海之东海道的据点。另外可以认为从纪州冲经土佐到南九州的南海道，在镰仓时代末也成为了相当恒常化的航运路线。日本海航道自古以来就比太平洋一面更为活跃。这样，海上交通的实际情况，从从宋、元输入的陶瓷器的出土事例遍布于自北到北海道南部，南到萨摩、冲绳列岛全国海边的事实就可以看的出来。西国与东北，东国与九州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联结起来的。
　　　　山民的活动也不容忽视。狩猎民的活动在中世就有相当的存在了，被称为毂辘师和桧物师、涂师的手工业者也有不少。在备中国的新见庄，在镰仓时代就有着毂辘师的活动。而且，也有必要注目山伏等修验道的人们的活动。虽然由于山民同海民相比没有那样丰富的史料，所以对他们的活动还不大清楚；但是在镰仓时代，他们的活动应该比平常所想的更加活跃。事实上，这些山民已经时常以“山贼”、“恶党”等武装集团的面目出现了。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的话，原野民、河川民等同耕地八竿子打不到一撇的人们，在中世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存在。因为这些人的技能——手工业的技术以及操船的技术在当时总称为“艺能”，即职能而代代相传，所以“职人”（广义上说，可以解释为手艺人）一称也在这时成立了。正因为如此，傀儡师、游女那种狭义的艺能民也是一种“职人”。
　　　　到了镰仓时代末期，这样拥有非农业民的性格，富有机动性的武装集团，在西国方面广泛地展开了暴动。蒙古袭来后，积极着手于西国经营的幕府虽对此加以镇压，这些恶党，海贼还是陆续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后醍醐天皇讨幕之时首先成为了其直属武力的正是这样的海贼、恶党。楠木正成实际上就被称为“恶党”，他们在性质上和只为领地而拼命的一般武士有着明显的不同，是商人手工业者性质的武士。名和长年从其以帆船为笠印来看是从事海运业的武士应为无疑。关于赤松圆心（则村）的出身虽有议论，但据说同鸭社的供祭人有着关系。河野一族、土居、得能等正是伊豫的海贼武士团。象这样带有明显非农业的色彩或直接由非农业民编组的武士团，首先成为了讨幕的武力。
　　　　还有，众所周知，北畠亲房为挽回南朝的劣势，从伊势大凑到常陆的远征也肯定是通过方才讲到的东国的船运航线进行的。纵观亲房在东国的活动，自从他借道霞之浦，来到南岸的神宫寺以后，在向小田城移动时使用的交通工具确实为船。霞浦也存在着被称为“海夫”的海民，恐怕正是这些在之后也成为了海贼的海民们支持了亲房的活动罢。
　　　　并且，南朝的形势变得相当不利后，熊野的神人响应了不久后在九州登陆的怀良亲王，突然出现在南九州沿海。这想是利用了经过了土佐海岸的南海航路。古来即有海贼是南朝军事力的背景中的一部分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怀良亲王从吉野渡往九州之际受到了濑户内海贼的支持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看法。
　　　　一方面，就山区而言，南朝的根据地吉野、熊野，本是山民们广泛活动的舞台，护良亲王的活动正是以山伏（修验道的修行僧）为依靠。据说发给诸国武士的令旨，正是通过这些人得以传达到四方。山民对南朝的支持有没有达到海民那个程度还不清楚，但是应该可以认为是事实。实际上在南北朝统一之后正是木地师（一种以木雕工艺为业的手工业者）等山民支持着后南朝活动，这也是人所尽知的事实。
　　　　综上所述，南北朝内乱的背景，可以认为是富于机动性、以广域游历为日常生活的人们，而且和还没有同都市民断绝关联、没有失去作为武装集团之勇健的非农业民社会与以农业为基础并以与之相结合的形式将全体商人、手工业者置于统治之下为意志的农业民社会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动乱的社会深层因素，难道不应该在这里探寻么？
我认为在这次动乱以后，日本的社会才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成熟的农业社会的阶段。农业社会通过内乱占据了优势，也许是这个矛盾的一次了结所带来的结果罢。我想，在中国大陆，周围的非农业民—游牧民族时常会大举越过长城侵入农业民的社会，从而带来王朝的更迭；与之相比南北朝内乱规模虽然小得多，但和这现象还是有着可以比较的一面的。

社会形态的转换期
　　　　这样，说到这个内乱的结果究竟引发了怎样的事态，在结论上讲：从东西对立的角度看，东国与西国在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间的独特性，使其独有的地域特性发展地更为浓厚。另外一个方面两者之间相联系的侧面也有了发展，并逐渐产生了以新的形式统一两者的基础。另外，虽然在非农业民社会中，象上述那样勇健不羁、拥有流动性的集团随着南朝的败北，被一齐塞进社会的角落；但很多人逐渐地拥有了作为根据地而定住的农村及成为了与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都市的市民。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社会的模式不能不说在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内乱以后，因为各地域的自立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突出了，不止是东国、西国、九州、东北，各个地域的特色更加丰富地展现了，这已经准备了之后的战国大名——地域小国家成立的基础。在另外一面，交通网—船运航道等交通网得到了整备，紧密了地域间相互的联系，人口的移动伴随着军队的移动，毫无疑问地促进了各个地域间的交流。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将“日本”作为一个民族确立的基础通过这场动乱被确立了下来。
　　　　而且从另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日本的社会作为农业社会进入正式的成熟期，难道也不是内乱之后的事吗？（补注）柳田国男先生说过日本现在的农村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是从室町时代开始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符合真实的观点。另外一个方面，货币大量地从宋、元、明流入并在国内流通，结果更加深入地推动了农业和非农业的分化，使非农业民集住的都市得以形成，都市、农村、渔村、山村的分化更加清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从这种秩序中排挤出来的非农业民—“职人”中的一部分遭到贱视的倾向从此时开始变得更加牢固了，这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可以认为这就是江户时代以来“差别”问题的源流，特别在职能世袭倾向较为强烈的西国，问题逐渐地变得更加深刻。
　　　　另外，可以认为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对庶民、至少对其上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读写算这样最基本的知识，也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广泛普及到庶民当中去的。在研究战国大名、幕藩制社会成立的因素中，是不能不把这样庶民的知识能力的提高作为前提加以考虑的。而且，这也越发加强了列岛居民作为一个民族体的紧密。
　　　中村直胜先生曾经将南北朝内乱时代比作“从神到人，从米到金”的变革时代的象征，确实，广布在社会全体上的咒术，原始的性格，虽然在此后还广泛地残留在社会的基层组织上，但是以这个时代为境，以上性质向变得越来越淡薄的方向大大地转变。这和刚才提到的读写算能力的普及有着关系。这样的转变在艺术和技术的分野上也广泛准备了从咒术解放出来的独特的传统文化诞生的基础。实际上，以茶道、立花为始，能、狂言、住房、庭园的式样、水墨画等等，所谓传统文化的源流，难道不是全部从内乱期到室町时代为出发点的吗？关于语言，“近代语”的源流据说也可以回溯到室町时代。并且作为更重要的一点，必须注意到天皇的政治机能自此有了极大的变化。天皇自此失去了政治的实权，这同社会深层性质的变化绝对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转换，有必要认为是与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普通时代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此，关于东国与西国的关系，农民与非农民的问题等等，有必要详细的进行论述，从这样的视点来看，我想把南北朝的动乱，看成是将日本前近代社会一分为二的结点，或者说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