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南方游历后回哈尔滨已经四个月了，今年的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从今天开始又要踏上新的旅程。
我在自己的后半生有个夙愿，就是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旅游是个美差，但也是个艰苦的历程，他要背井离乡，他要吃得辛苦，他要经的风险，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对此天涯客是有心理准备的。
我今年的出行计划分成两个阶段，从现在起到国庆节我主要在辽宁抚顺老家，这是因为南方的气候太热，八月份还有个奥运会。我准备在辽宁期间到丹东、大鹿岛、庄河、和旅顺军港，重新再走一圈辽东半岛，还有一条线路是返回吉林省，到通化和靖宇县的抗联故地和长白山天池游览。
过了国庆节，南方气候转凉，我将从辽宁直下山东，先到徐州附近的沛县，此地是刘邦的家乡。然后到安徽定远，踏访楚霸王项羽的足迹。越过长江，重游黄山和九华山。南下江西井冈山，横穿广东最后落脚北海，我在那里已经相约租了一套房子，但我的同志李学斌在海南五指山又借给我一套房子，由于海南出行有琼州海峡相隔，开车来回不大方便，我将酌情在这两地度过春节。
节后我的目标由广西的桂林，湖南的界首（这是红军长征的路程），到韶山，然后是湖北的三国故地游返回辽宁度夏。
说起林彪的四野，离不开四野的首脑机关--司令部，它就坐落在黑龙江省的双城市，这里离哈尔滨三十公里，是我这次出行的第一站。
第四野战军指挥部旧址坐落在一片民居之中，交通非常方便，从102国道或京哈高速进入双城市后，在第二个交通指示灯转弯（由于这个路口是丁字路口，你只能向一边转），路程也就十分钟。
四野的司令部都是老式的青砖房，鱼鳞瓦复顶，窗户为东北特有的木式隔栅，上下开启。一栋五间房，三栋形成一个自然院落，司令部由两个院落组成。正院落是林彪寝室及作战室，偏院落是通讯、后勤人员的工作室。我问过展馆人员，政治部的位置在哪里？回答是政治部不设在这里。
四野司令部是一栋五间的房子，中开门，东边两间是林彪的寝室和会客间。西边的两间全部打通，变成了四野的作战室。
进的门来，迎门是林彪的半身塑像，旁边有一匾额，上书“纪念林彪元帅诞辰100周年，1907、12、5—2007、12、5”，落款是女儿林晓霖。是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林彪诞辰有100年了。
由林彪作战室侧门可以转入另一个院落，侧门仅一人通过，侧门左右各有一颗老柳树，高约数丈，老态龙钟，我站在树下望着垂下的柳枝，老枝新叶随着微风摇摆，树龄在几十年以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此树应是历史的见证人。
另一个院落正房是通讯处，房内摆放着十二部电报机，通过这里林彪同党中央和各野战纵队时刻保持着通讯联系。
东北的解放战争有两次危机时刻，一次是45年日寇投降，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抢关，林彪那时是光杆司令，晋察冀和山东军区是来了一些队伍，但由于山东、河北的战士不愿意出关，不原意离开乡土，逃兵严重。另一个问题是误听传说，认为东北有大批日本军火，苏联老大哥会支援有共同信仰的八路军，就将重武器及部分枪支交予地方，所以来了的也是空手道的队伍。毛泽东要求林彪拒敌于国门之外，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东北最高军事将领是林彪的黄埔同学杜聿明，这也不是个吃素的主，夹蒋介石的精锐队伍余威，机械化运动，左右包抄，交替掩护，几个回合下来，林彪根本就站不住脚，从山海关一路后退到四平。
另一次是四平保卫战，46年4月为了保住长春和哈尔滨等大城市，更主要是增加重庆谈判的筹码，国共两党在四平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决战，结果又是以林彪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双方主帅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蒋介石看到四平战役的艰苦，在占领四平后心有余悸，主张慎重用兵。但杜聿明不同意，他在前线看到了双方实力的较量，知道这次林彪决不是诱敌深入，而是真正的溃退，所以杜聿明坚决主张国军追击。数日内连下长春、吉林，打到了松花江南岸。但杜聿明也有失误，他没有领会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他不知道林彪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的党政机关也在做撤退的准备，如果他当时继续压向北方，东北的解放必将延续几年。
毛泽东也失误了，他认为这是全国和平的最后之战，极力主张守住四平，这样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提前决战了。本来八路军的优势是运动战，而现在放弃了，换成阵地战，而阵地决战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共产党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了。
压力最大的是林彪，从山海关退到四平，撤退将军的帽子戴了一路，到四平林彪还是不想打，但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打，顽强抗争一个月，兵员损失上万，精锐主力消耗殆尽。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可怕的是指挥撤退，兵败如山倒，有时撤退的指挥棒是完全失灵的。后期辽沈战役的廖耀湘兵团和淮海战役杜聿明三个兵团被歼，就是因为军队撤退，人心涣散，指挥不灵造成的。
正是此时，林彪将他的司令部建在了双城。这主要有几点考虑：一个是双城当时只是一个县城，不像哈尔滨那样繁华，而这正合林彪孤僻、安静的心理。另一个就是靠近前线，林彪打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靠前指挥，他经常在战役之初，下到前线的团级指挥所，亲自察看地形和蒋军的火力情况。曾经有一次在前线同国民党军队混在了一起，结果一车的警卫部队都被国民党军队吃掉。还有就是喜欢越级指挥，经常越级指挥到师，战役紧张时，发命令的电报先发到师指挥所，然后才发到纵队和兵团指挥部。这一点同他的蒋校长作风相同，但他们还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林彪是在现场越级指挥，他要求一个师级单位在到达目的地时，在二十分钟内必须同总部保持电报畅通，并同时报告自己的位置及附近的敌情，这是一条铁的纪律，所以林彪对战役的敌我形态了如指掌。而蒋介石是坐在战场的千里之外，凭着战略意图来指挥战役，所以林彪同他的校长又有天壤之别。
在双城期间，林彪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著名战役，以及对辽沈战役的前期策划，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同毛泽东的用人决策分不开的。
毛泽东是用人不疑，当初林彪是准备到山东接替身体不佳的罗荣桓，在接到日本投降消息后，才在半道上改为奔赴东北。此时在东北主持大计的是从延安直飞沈阳的彭真，彭真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林彪是中央委员，矮上一大级呢，所以那一时期林彪是以中央委员身份担当司令员的工作，彭真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政委职务，在东北同任政治局委员的还有陈云、高岗和张闻天。但是四平战役以后为了统一指挥决策权，林彪升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真正的东北王，反而彭真及其他三位却以政治局委员身份退居副政委身份，成了配角。正是这种超越正常范围的人事安排，即体现毛泽东的用人风格，又使林彪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四平战役的最大收获是打掉了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和平希望，在双城林彪大手笔的决策了几件具有战略性的大事。其中之一是将总部机关及二线非战斗人员抽调一万多人，下到各县基层政权，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东北的土改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开展的，著名的《暴风骤雨》就是描写那一段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不为世人所了解的是同时期蒋介石也在进行土改，因为他也看到了要巩固政权就要对农村经济进行调正，并且农村的经济是在日寇占领多年以后，必须进行梳理。但蒋介石的土改是不敢大动，甚至减租减息也还停留在口头上，只能在保护大地主经济的前提下，对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苦百姓施以一羹。而共产党的政策是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激发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为此不惜已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土改是彻底的、血腥的、残酷的，经济的再分配激发了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这从林彪军队的扩军速度上就极大地体现出来。此后林彪的军队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46年底东北主力部队只有35万人，到了半年后的47年5月份就变成了46万人，三个月以后的8月份发展成51万人，这是在关里没有支援一兵一卒而且不断战斗减员的情况下实现的。杜聿明在打给蒋介石的报告上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扩军速度远远比不上林彪的速度，蒋介石又没有更多的兵源派驻东北，胜负的天平开始转换了。
同公开的宣传相反，土改运动由于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关系，在短时期内经济将有一个倒退，而不是发展。这是因为地主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变成分散经营，生产工具也由正常规模化匹配变成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并不能有效的利用生产工具。实际上土改之初的46年当年农村生产水平已经退回到了张作霖统治的年代的水平。但随之生产关系的磨合，后几年经济发展开始迅猛上升。但是在当初东北共产党惨败时，在完全没有根据地，并急需经济补养，在这种背景下土改是要拿出相当的勇气来的，但是共产党敢，国民党不敢。
另一个战略决策是在同杜聿明隔江对峙时分出主力部队继续进行剿匪，这项工作在共产党人一出关就开始了，当时在松花江以北的民主联军辖区内有十万“胡子”，开始共产党先到，就投向共产党，但蒋介石是打着“恢复主权”的旗号，在东北人的心中是正统，所以又倒向蒋介石，而且这种哗变并不在少数，最多时一次一个正旅叛变。据不完全统计：合江地区叛变的有5千人，牡丹江地区有1、1万人，松江地区有2、5万人，嫩江有7千人。杜聿明没有利用好林彪身后的这种动乱，国民党也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像林彪四保临江一样决心在共产党肚子里掏块肉，与林彪进行长期的争夺根据地的斗争。
还有一个是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林彪的“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等经典战术都是在此时总结出来的，同时罗荣桓抓住南满3纵的“诉苦”亮点，大力开展“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个是从政治上提高觉悟，一个是从军事上提高技能，到辽沈战役前，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林彪的军队是共军中战斗力最强的。
一个人的心中存在着善恶两扇门，人本身就是矛盾的共同体。斯人已逝，而且是背负着历史的罪名消失在温都尔汗，但后期的罪恶并不能掩盖他前期的功绩。双城的四野司令部不但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更是林彪间接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