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1962年刚刚在全国实行鼓励自愿控制生育的政策时，生育水平高达平均每对夫妇生6.0个孩子，到1987年降为1.6，与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的平均每对夫妇生6.0个孩子降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1.6-1.8个十分相似。在1990年代前期，韩国曾展开了一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辩论。支持人口政策应再调整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政策调整不会导致人口失控；反对者则认为，考虑到有限的资源与高人口密度，人口控制政策仍应坚持，否则生育率将回升，计划生育工作的多年成果将荡然无存。这场争论导致韩国于1995年建立了一个由二十位专家与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大量深入讨论与听证，韩国政府于1996年正式批准从“人口控制”向强调人口质量与福利政策的转变。1998年，韩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也正式更名为韩国家庭健康与福利委员会。
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回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　“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二十位相关部长和专家组成，出台了旨在促使生育率上升到2010年的1.6的六项政策措施。中国在人均自然资源少和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高这两点上与韩国的情况类似，而贫困地区较多和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的国情则与韩国不同，但韩国经验仍足资借鉴。
经济社会发展远比韩国差，但同属中华文化背景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从1988年起就在城乡普遍实行“二孩”政策，加上照顾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一直是每对夫妇2.1个孩子左右，其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远没有中国强。越南的改革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生育观念的显著变化，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0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93。而我国当前人均收入、人均GDP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显著高于越南，因此，社会主义邻国的经验也证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决不会导致高生育率与人口失控。
　
　
　
在我国，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山西翼城县　(相关报道见本报2009年03月20日第11版　“翼城二胎试点样本”)、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　(四个试点农村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的实践证明，“二孩加间隔”政策十分成功。二十多年来，这四个试点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生育率要低于其周边实施严格得多的“一孩半”政策(即只有一孩为女孩的夫妇才被允许生二孩)、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他们差的地区，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也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
很多人认为，人口基数大，必然会从负面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须坚持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奖励无胎)政策，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但是，许多研究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环境资源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与开发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过分夸大人口的分母作用是不科学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但是，当时和随后几十年不少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使许多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因此，1980年代前期，美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由十一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大量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数据，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深入讨论人口增长对经济及资源、环境的影响。该工作组在198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著，以翔实的数据表明，人口增长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纳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更高的水平，则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转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及环境的负面影响。那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学者们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
国内外许多经济与人口学家用“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波、中国台湾与香港)以及中国沿海五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经济腾飞的实例来支持这一结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充分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随之迎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沿海五省市GDP年均增长12%，显著高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鼎盛时期，而这五省市的地域总面积和人口总数分别是后者的四倍和五倍，人口密度也比“亚洲四小龙”高25%。如何解释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一与　“人口分母决定论”截然相反的客观现实？它对未来生育政策走向有何启示性意义？林毅夫教授分别在2004和200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解释的思路和例证：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但由于我国现有的老年人和将逐步进入老年的中年人基数庞大，离全面自动化的经济模式还相距甚远，我们必须保持适当比例的青、壮、少年劳力和后备劳动力资源，才能继续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的比较优势，从而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如果我们继续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将导致劳动力资源，尤其是思维最敏捷、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的快速萎缩，人口快速下降与人口老化负荷过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削弱国家在保护环境与开发资源方面的实力，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除美国以外，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与联合国公布的印度人口预测相比，如果我国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年与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分别比印度高出85.9%与87.7%；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比例将分别比印度高出88.8%与137.6%；2000年，中国18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印度多37.5%，而在2030与205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分别比印度少30%与27%；老人和少儿总抚养负担也将由2000年与2030年的分别比印度低24%与2%，变为2040年与2050年的分别比印度高23%与26%。显然，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将使中国现在在劳动力资源与总抚养负担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我国的经济也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而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